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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 参与就业并缴纳收入相关税收的人口占比将下降, 再加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很大部分的医疗费用, 公共卫生与长期看护的支出将飞涨。 有一项研究估算,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此类费用到 2060 年将大致翻番,需要再增加的税收相当于 GDP 的 8%。筹集更多养老资金的压力同样在加剧, 尽管程度可能略轻。 部分新增税收可以来自更年长的世代自身, 例如推迟可以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年龄, 或者通过提高增值税和其他消费税的税率等更隐蔽的措施 (此类税收的负担会更多由老年人承担, 因为他们倾向于逐渐消耗收入而非积累储蓄)。 当然, 要指望年轻人既扶持老年人, 又为自己积攒退休金, 也会引发世代之间的横向公平难题。

　　以上所有趋势都表明税收制度在未来将面临更大压力, 需要筹集更多收入, 所用的手段要符合不断发展的公平观的要求。 这种压力的大小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 各国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但前文总结的若干启示依然可以为应对挑战提供帮助。 各国会更加努力地寻找减少经济成本 (额外负担) 的办法, 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地依赖对不同类型的经济租金征税, 虽然仅靠这些明显不足以满足财政需要。 提高税收遵从度可以用更具公平感的方式增加税收收入。 但与此同时,税收归宿问题会提醒我们, 在试图对富人征税的时候要区分表面效应与实际效应。 最终还是要回到上述的一条启示: 设计得当的税收制度必须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好权衡, 而这只有通过广泛的政治行动去解决。

　　当然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时, 我们还面临一个基本问题: 税基的流动性正变得越来越强。 在新冠疫情之后, 各国试图更坚定地明确并捍卫国家利益, 这可能减缓税基流动的势头, 但问题依然存在。 这将使各国更难以完成它们即将承担的各项任务, 如筹集更多的资金, 增加富人阶层的相对税负, 实施更激进的碳税等, 除非建立远比目前紧密的国际合作。 这还将迫使各国政府更多地依靠跨境流动能力较弱的税基, 例如流动性较弱的普通民众的消费, 这不利于缓解不平等问题。 对土地和涉及特定地点的其他类型的经济租金征税也会变得更重要, 并更可能落在富人群体头上, 然而此类税源产生的收入可能有限, 不足以取代主要面向非流动消费者的税收。

　　这些问题尽管艰巨, 但 20 年前甚至一个世纪之前的政策制定者却很容易理解它们的实质。 不过, 技术的飞速进步则会让过去的人们深感震惊, 它将给税收活动带来何种影响, 我们今天依然难以估量。技术进步如何能够帮助税务机关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他们一向负责的各种任务: 汇集多种来源的信息, 采用预填报形式的纳税申报表, 利用移动通信技术缴纳税款以及向纳税人传递重要信息, 开发和利用跨境收集、 比对纳税人信息的技术能力, 借助无人机查看未申报的房产……还有其他很多例子。 税务机关开始利用大数据的预测功能来提升侦测异常申报的能力, 另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纳税人客户服务中, 已经采用语言识别系统来核实申请人的身份。 在推动数字技术大显身手方面, 新冠疫情冲击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由于现场交流和纸质文件的工作方式被打断, 政府机关更多地采用数字技术作为替代手段, 其他人也由此意识到跟上潮流的重要性。

　　当今税收制度的另一个核心要素——公司税——最终也可能面临根本性变化, 甚至有可能消失。 我们这里说的并非国际税收竞争导致的非预期的税基侵蚀, 或者取消公平定价和实体机构存在标准等过时的规范, 而是指随着获取和操控大量信息的能力提升, 我们可以在未来某个时点放弃从公司层面对收入征税, 转而将利润分摊到潜在股东头上。 通过对这些个人的收入征税, 能够更好地实现纵向公平。 今天看这样的现实可能性还很小, 但就在不久之前, 如今正在变成日常操作的利息支付和资产的自动信息交换机制也曾被视作幻想。还有一种可能是, 放弃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一年作为征税周期的古怪习惯, 而是结合跨时期的信息, 以类似生命周期为基础的方式来征税。 这样一来, 对支付能力的评估就可以超越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各种起伏变化。 与此同时, 政府还有可能更快速而完整地对这些起伏做出响应, 在人们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救急, 比如就在今天之内, 而不用等到几周之后或者税务年度结束时。 这意味着把公共财政中的税收与福利两方面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而传统上它们属于不同官僚机构负责的领域。 毕竟对税收和福利事务而言, 它们都需要大致相同的婚姻和个人状况的信息, 如果此类信息变得更加丰富、 及时且易于管理,采用更整体化的方式就能够提高干预措施的效率, 并使制度设计更连贯一致。 此类制度能兼顾长期和短期因素, 可以根据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意外情况, 持续调整应纳 (或应免) 税额与获得的福利津贴。

　　但未来的政府所依靠的治理智慧不是我们这代人发明的, 而源于我们前几代的税收设计者和执行者: 高度重视纳税人在行为和特征方面的判断与息, 以此建立既警惕对经济活动的附带损害, 又符合主流公平标准的税收制度。 这是税收设计与征集的发展历程的一条通用线索, 从古代中国圣贤采取井田制的建议, 到 G20 决定将纳税人利息收入的自动信息交换作为国际惯例。 如今, 随着任何个人的潜在可用信息变得极其丰富, 各种可能性开始超出我们的想象力。未来的政府将如何利用超出想象的丰富信息来改造税收制度,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它们如何更普遍地行使国家强制力。 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敏感问题中上下求索时，政府将有很大的空间去做傻事，也迫切需要新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