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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篇幅限制，本译文仅展示原文案例研究的一些片段。例如，以色列希望通过武器来巩固其所认知的美国亲密盟友的地位。与此相反，美国则希望以色列不要再向其索要“狮子型”武器和“孔雀型”武器。从1965年年中开始，以色列一直要求获得有威望的喷气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狮子型”武器），这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紧张。首先，以色列向美国索要 F-4鬼怪战斗机，这是北约盟国拥有的喷气式战斗机。美国不愿意向以色列提供仅供其内部盟友使用的武器，转而提出提供 F-5 战斗机，这是一种使用范围更广的喷气式飞机，可以从欧洲国家转让，而不是直接从美国转让。以色列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再次要求获得 F-4鬼怪战斗机以及 A-4E天鹰式轰炸机。为了停止以色列的请求，美国同意出售二十四架未指定型号的作战飞机，但前提是以色列无法从西欧供应商那里找到合适的飞机。

　　武器转让既关系到均势的变化，也关系到转让本身所发出的信号。本文认为，常规武器因其威望和军事用途而具有象征性力量，不同类型武器（“狮子型”“孔雀型”“老牛型”“蚂蚁型”）的转让发出了关于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政治关系深度的信号。这对未来的研究产生了三方面启示：第一，研究武器贸易的学者需要了解国家输送和寻求武器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各国必须同时考虑信号传递和军事行动；第二，研究信号的学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信号的含义，而不是将信号的成本作为可信度的代用指标，将常规武器转让理解为符号政治的实例，凸显了信号和威慑的建构主义和解释学方法的重要性，它们阐明了信号如何塑造社会建构（如意义、身份和关系），未来的研究应探讨当行动体对信号的含义存在分歧时会发生什么。这些工作将有助于澄清国家如何思考其威慑能力和意图；第三，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武器转让确实是一项风险很大的工作，一旦开始，国家就需要努力维持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接收国将期待更多具有象征意义的强大武器，另外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充分了解接受国如何解读拒绝武器转让带来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