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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电影中的“西部牛仔”和“南方英雄”可以视为美国的“国族寓言”，回答了那个年代“我们是谁”的问题，征服边疆的“昭昭天命”和保守排外的“清教道德”，是这一白人至上主义国族神话的底色；二战以来，美国电影中的“战争英雄”和“反战英雄”看似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光谱，其实都擅长将具体的历史正义上升为抽象的普遍正义，正是在这些英雄形象的传播过程中，“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的叙事开始成长起来，既弥合了美国社会的裂隙，又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文化霸权的机制；最近几十年，英雄的塑造愈发依赖套路和公式，普遍的社会心态也无法支撑起有血有肉的美国英雄，极端脆弱又随时内爆的孤绝式个人主义盛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美国英雄形象在大荧幕上越来越稀缺。

　　西部英雄不断驯服和回收边疆的故事，不仅发生在电影叙事之内，同样发生在好莱坞电影工业本身的发展当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本土的西部片已如昨日黄花，而意大利的天才导演赛尔乔·莱昂内却以《镖客三部曲》复兴了西部片的类型传奇。这三部电影塑造了模糊正邪界限的神秘牛仔形象，并用极具仪式感的动作和特写切换创造出一种意境化的风格。经由欧洲导演的外部视角，美国西部英雄神秘、疏离而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形象一跃成为可能性的代名词，吸引全球影人在这一类型之下持续创造英雄形象。直到2012年，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西部片《被解救的姜戈》依旧深受莱昂内气质的影响。西部片也如西部牛仔一般，以“西进”的方式驯化了艺术的“新边疆”——欧洲，并以昂扬的姿态持续挺进全球市场。

　　这部电影中的英雄是今天看来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3K党。在电影中，3K党首领是一位具有清教德性的南方白人，如同战前种植园小说中的高贵骑士一般，极具家庭责任感，在妹妹即将被黑人“玷污”的“危难时刻”，拯救家人于水火之中。当3K党骑手汇合并风驰电掣般前往救援时，影院的观众欢呼雀跃。格里菲斯几乎让每一个阶层的白人观众都产生了情感共鸣。[5]毕竟，为北方激进革命所困扰的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异见者，还有无数在北方工业发展的浪潮中失去土地和工作的底层白人。电影对种植园伦理的招魂，不仅是因为种族隔离问题造成了现实的社会分裂，还因为大工业和都市化带来的贫富差距、价值真空和政治动荡，令前现代那种温情浪漫的生活方式与保守内敛的道德伦理成为怀旧者的心灵寄托。这种“南方情结”在当代美国政治中依旧清晰可辨：当特朗普主义暴徒冲进国会大厦，同时树起十三个建国州和南方奴隶主的旗帜时，[6]南方英雄背后的昭然若揭。

　　由此，塑造英雄的核心逻辑不再是个人在特定历史中的成长，而是国家在敌我关系当中的正义，这恰恰构成了二战至今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道德基础。在全球秩序的流变中，美国电影里二战英雄的叙事策略从美军与盟军合作（《最漫长的一日》，1962），到天才的美国将军领导盟军战争（《巴顿将军》，1970），再到美国拯救欧洲（《拯救大兵瑞恩》，1998）。盟军的历史正义逐渐抽象为美国的普世正义。到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的战争英雄开始飞向太空，拯救全人类。宇宙英雄们往往继承了二战英雄那种绝对正义的道德立场，同时又集先进的科学技术、优良的军事武装、有胆有识的精神气质为一体。来自外部的危机使“美国治下的和平”由历史转化为自然，拯救宇宙的英雄可能是任何肤色、性别和人种，却都无一例外秉持美式价值观。

　　“9·11”事件仅仅八个月之后，“超级英雄”电影横空出世，《蜘蛛侠》刷新了北美票房纪录。此后“漫威”和“DC”两大厂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形态各异的超级英雄。几乎所有的超级英雄都在民主失范的社会中挺身而出、摧毁邪恶势力，他们掌握了在基督教文化中原本只能属于上帝的审判权威，超越一切体制性的束缚，用自己的“超级力量”守护全球和平。无怪乎有美国学者认为，“超级权力”背后的“超级正义”展现出一种可怖的法西斯主义倾向。[8]当然，在超级英雄电影里也存在回应“爱国者”法案的《美国队长3：内战》、反思现存制度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等标志性作品，不过，这些形象也仅仅是说明，超级英雄不仅保卫地球，保卫宇宙，还能在美式民主价值之内以跨党派的方式对超级权力进行反思和限制。一般意义上的超级英雄已经变成了现存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具有各种令人惊异的超能力，却只能把想象力发挥在炫目的服装设计、汽车、住所和配件上。[9]

　　正因要总体地对抗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反战英雄总是悲剧性的。他们与战争英雄不同，没有后者身上那种能力出众、自我牺牲的光环，不信奉“努力就有回报”的底层美国梦，更对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不屑一顾。反战英雄是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普通人，他们无法在强大的主角光环之下挺身而出、伸张正义，而往往以一种并不为主流所认可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价值。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1976年的作品《出租车司机》是这个类型的开山之作。这部电影塑造了一个在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畸零人”形象，从越南战场归来之后，主人公特拉维斯成为纽约都市的“异乡人”。他没有经济基础获得体面的生活，没有文化资本追求心仪的女孩，也没有政治能力表达合理的诉求。然而，这个一无所有的人却有清教徒式的救世狂热，他极端自律，执着于拯救堕落的少女，“清洗肮脏的纽约”。在反复与失眠、孤独和贫困斗争之后，他重新拿起，将纽约街头转化为越南战场，击杀虚伪的政客和邪恶的黑帮。

　　英雄公式的“套路”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对观众产生吸引力，主要是因为它配合着一种游戏的结构。从斯皮尔伯格1981年上映的探险电影《夺宝奇兵》开始，到007、谍影重重、碟中谍系列，乃至今天的漫威宇宙，电影与游戏的边界日益模糊。情节之间的关联就像游戏从这一关到下一关，基本的行动只有两种类型：第一是扮演，第二就是战斗。[14]这些电影的主人公不再需要饱满的人物形象和情感结构，更重要的是高科技的武器装备（蝙蝠侠的“老管家”）、令人艳羡的女伴（邦女郎）和引领时尚的审美品味（超级英雄的造型）。而大多数这类电影拍摄的地点也如同游戏通关地图，《夺宝奇兵》的埃及沙漠场景、“007”经典的滑雪追逐、“漫威”的无限太空乃至多重宇宙......英雄变成了导游、替身和NPC，他们只需要带领观众穿越奇幻世界，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讲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或者塑造一个骨肉鲜活的角色，早就不是美国电影主要的目标。

　　最近两年的“爆款”英雄作品《芭比》和《瞬息全宇宙》集中展现出上述两种症候。《芭比》的叙事基本符合“英雄成长公式”：芭比从规训女性的乐园中启程，在现实世界的旅途中获得启蒙，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归来解放乐园。但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芭比英雄的成长主要是在观念世界里展开的，真正使电影获得成功的并非是陈旧的英雄公式，而是在这个观念世界里漂浮的女性主义学术观点和文化符号。电影在全球的宣发团队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电影在战争期间所发挥的政治动员作用，对于观众而言，走入影院支持芭比成为了标识身份，“辨识敌友”的方式。在电影结尾，芭比从“观念的女性”成为“现实的女性”，她无意将自身定格为主体鲜明的“大写的女性”，而选择回归和体认日常和身体的处境。

　　一直以来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美国英雄的特色就是宣扬唯我独尊的个人英雄主义，英雄行动的逻辑总是为了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然而，回顾整个20世纪好莱坞电影中经典的英雄形象，就会发现，西部片当中的独行侠拥有国族寓言的底色，南方电影中的骑士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二战电影中的个人选择成为国家正义的投射，越战电影中孤苦无依的反英雄也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人格化呈现。这些作为角色的“个人”之所以能够在观众心中引发共鸣，正是因为“个人”乃至“个人英雄主义”绝不是《瞬息全宇宙》当中象征着个体荒芜的“黑暗贝果”，看似饱和实则空心；而是能够突破个体的时空局限，成为普遍有效形象的“英雄”。个人的困境可以英雄的身上找到解答，英雄的勇敢或懦弱、突破或创造，总是能够鼓舞或抚慰同时代的小人物，让他们找到自己与时代共振的入口，进而发现自己生命的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好莱坞辉煌时代塑造的“美国式”的英雄形象总能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这背后当然有经济基础的原因，乃至于军事和科技霸权的原因。但对本文的议题而言，更关键的是这种文化霸权在能指层面是如何展开的。在本文梳理的线索当中，英雄的普世主义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源源不断地受到具体的国族想象、历史事件与生产变革的滋养。这些电影未必全然是“现实主义”的，但却总与历史实践紧密相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霸权的解体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变动的依附性事件。当代美国电影似乎已经失去了把握时代的能力，不论“个人”还是“集体”，都再难寻觅支撑的锚点，于是只能在反复的拼贴和视听奇观中以游戏的节奏戏弄真实的社会问题。

　　英雄形象的衰落，似乎昭示着美国霸权的解体。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视频生成工具，或许将推动整个电影行业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意识形态始终是新旧势力不断斗争的场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中国在深度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电影人也开始积极塑造具有中国气派的英雄形象。如何让这些英雄能够在国内外观众当中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共振？与此同时，如何在媒介革命的背景下把握机会，创造出不同形式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美国电影中英雄形象的兴起与衰落启发我们，能够引发强烈情感共振的英雄形象，往往是敏锐地捕捉到了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激变，并用他们的价值标准、行事作风与审美取向，传达出一种全新的“文野之辨”。这意味着打破原有的价值秩序，将某种全新的理念以影像的方式突围进入公众的视野当中，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动有机地传达出来，具有某种革命的动能。因此，要想创造出打动人心的英雄形象，中国的电影人就必须有机地把握我们这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力量，让荧幕形象跳动在历史的脉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