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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数文章是对《决议》概括的延伸和具体阐释，仍停留在单角度考察的水平，缺少一种综合研究的尝试，尚未突破《决议》中对“”起因的阐述。少数学者开始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对“”起源分析的学术含量增大,并对其如何发生的一些史实进行了廓清。朱元石的《“”发生的原因和教训》①，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发生原因的文章。金春明著《“”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时期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刘志建的文章《历史的合力是“”持续十年的根本原因》②对“”持续十年之久的根本原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任严波在《我国理论界关于“文革”起因的探讨》③一文中，对1986年之前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权威部门公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准确的资料，《建国以来文稿》等基础资料书籍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研究部门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传》（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领导人年谱、传记，以及一些部门出版的专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扩大了“史”的史源。“”研究专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席宣、金春明著《“”简史》（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有关“”的一些回忆录、遗稿、日记、文学作品、访问纪实等，以及“”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手抄本、知青诗歌集）等，也陆续出版。这些都是由“”中的当事人撰写成的，这为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其起源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在海外华文世界中,也有一些“”研究的专门资料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库光碟》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库光碟》（主编：宋永毅）是近年来有关研究“”最权威、最大规模的资料库。该光碟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指示、公布、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对“”起源的研究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发展，借鉴和运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引入了许多社会学、文化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开始从宏观描述进入到了个案研究，论述方式开始从政治论断进入了学科语言，使“”起源的研究更加精确化。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事件的叙述中，多有学者参与，使其在记述的准确性和论述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关事件的微观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已经越来越为学术界所重视。在互联网上,关于“”起源的各种观点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这说明，关于“”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有学者指出：“”在1966年的迅速发动，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平均主义、个人崇拜、“左”倾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从众心理的影响，均对“”的发生起了重要的推助作用。{39}有文章以“”爆发前高校历史系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高校历史系教师内部青老矛盾的产生与激化过程，来探讨“”的社会根源。{40}有论者从意识形态与群众性政治社会运动间的互动的角度,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误解,意识形态被化约、被绝对化和极端化，直接通向“”。{41}还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批判从舆论、组织、斗争方法与策略、权威力量等方面为“”的发动做了准备。{42}

　　从领导心理学来看，作为国家领导人，属于主动肯定型，受当时的政治气氛、心理气氛影响，又基于他那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出方向的探索意识以及他的个性特点，他在一定时期里，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形势，得出了中国需要一场“”的结论。而从群众心理上来阐释“”的发生，认为当时的群众有“团体思维（groupthink）”和“一致性”的社会心理背景，导致了整个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民众，处于认知失调状态。另外，当时的民众还有一种“依附集体主义”的心态和对领袖的依赖心理，这对于“”的发生是不无作用的。{60}此外，《“文革”时期的社会心理》（高鉴国、李芹，《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2期）、《“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与社会心理》（邸彦莉，《青年思想家》1994年第3期）等文章,也从领导或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了“”的发生。有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前诗词入手，对“”前的心态进行了探讨，以揭示“”发生的原因。{61}

　　3.现代化社会转型。近来学界提出了从社会现代化角度重新审视“”的问题，把“”视为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社会运动。一些学者提出，应研究发动“”所关注的问题，从现代化角度审视“”时应考虑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64}对“”与现代性的研究曾有两种思路：一是把“”放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中来研究，认为“”是一场谋求中国现代性的失败尝试；二是认为“”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的道路走下去，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65}此类观点在“”研究中已逐渐式微。